媒体常出现一些男性艺人分享自己陪产或和伴侣共拥新生儿的照片。常见的画面除了面带倦容的产妇和新生儿外,还有全副武装身穿隔离服男性展现的笑容。然而最近也先后有男性艺人公开表示自己不陪产。日前国际大导演李安的太太在专访时,谈到李安当年在进产房陪产,「竟然说,好噁心喔。」(王雅兰 2015)。

这到底是怎幺一回事?为什幺男性需要进入产房里目睹妻子生产或者儿子「噁心」的被生出来?此文想探讨产房里的男人。然而,到底男人是何时开始进产房的呢?

生产过程中许多的不确定性,总是会让待产的女性不自主地紧张和焦虑。男性伴侣在产房中的陪伴是一个重要的支持,不但能够减低产妇的焦虑帮助生产,亦增强日后照顾新生儿及育儿自信心的来源,更有助于新手爸爸建立参与母婴照护的意愿与能力。现代的男性进产房也常被认为是相当理所当然的情况。

但在以前,女人生产时,男人是「远产房」;现在的男性之所以在产房里,其实是当代医疗专业发展的结果。男性妇产科医师当然是最先进入产房的男人,再来是产妇的男性伴侣。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正常的情况,则经过了一段历史的发展。

在欧洲,1920年以前女性的主要生产场所几乎都是在家里。1920年之后,女性生产地点才逐渐从家里转换到医院,特别是在1920-1970年代期间这段被视为是医院生产的「辉煌时期」(golden age);在此同时,照护孕产妇的人力也不再是以女性助产士为主,男性妇产科医生也加入了生产照护阵容。

台湾的生产史也有同样的历程,只不过是从1972年之后,从图表里可以看到在1972年后妇产科医生开始成为台湾女性的主要接生者。目前台湾99%的新生儿都是由妇产科医生所接生。

从酒吧移进产房的陪产之路:男人们,你真的準备好了吗? 图2 1951-1997年台湾助产士与产科医师接生比例图(引自吴嘉苓2000)

这个被称之为「生产医院化」(hospitalization of birth)过程,除了女性生产的场所与孕产照护人力的改变外,最常被讨论到的是生产的医疗化(medicalisation)让女性失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然而,有趣的是,男性伴侣也是在这时加入了生产阵容。

男性是在什幺时候开始进入产房陪产?先从欧洲英国的生产史来看,以BBC News在的一篇专栏报导中指出,现代医院的兴起-特别像是在伦敦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 College Hospital in London)这类规模的大医院,开始在1951年后大量鼓励男性参与女性怀孕和陪产(Wallis 2013)。真正的分水岭是在1970年代,自此开始了男人从酒吧移进产房的陪产之路。

从酒吧移进产房的陪产之路:男人们,你真的準备好了吗?
引自BBC News介绍1960年代末期的产前教室如何鼓励男性参与女性怀孕的课程图片

根据英国里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的Laura King研究英国準父母生产经验研究(计画名称:Hiding in the Pub to Cutting the Cord)指出,1950年代大部分的男性在女性伴侣临盆之际,多还是待在酒吧里等待消息。但这些男性为什幺不在家里等呢?其中一个说法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当时的社会风气视生产为女人的事情,加上民风保守,女性也不愿意让男性伴侣看到自己生产(下半身裸露)的样貌。

如此保守社会风气源自于维多利亚时期后的性压抑所致。在1920-1940年代,许多英国夫妻都还羞怯于彼此裸身的样子。有关男性的「远产房」,在Jennifer Worth的小说以及其被改编成热门影集「呼叫助产士」(Call The Midwife)里,也可以看到在1950-1960年代那时,当女人分娩时,男性都是被请出生产的房间外。

1950年代后,随着医疗系统化、英国全民健康服务制度(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开启与卫生医疗的推广,越来越多女性进入医院生产,在此同时居家生产人数开始下降。根据King引用英国媒体Daily Mail的新闻报导(篇名为‘One in ten fathers is now in at the birth’)指出,1960年时大约有10%的英国男性陪产,其他90%的男性都是躲到以男性为主的场域,像是酒吧和球场这类地方。1960年之后,因为媒体开始鼓励和劝说男性陪产的好处,这样的观念渐渐被接受。

这样的转变是源于女性生产场所的改变,待产中的女性因为对医院的不熟悉,使得他们开始寻求男性伴侣的支持和陪伴(Wallis 2013)。男性的陪产亦与家庭关係的转变有关,亲密关係与男性的责任自1970年代后开始了有了不同的样貌:生产与育儿不再只是女人的事情。

这表示,从1950年到1970年间,男性从原本在酒吧一面喝酒一面被动地等待伴侣的生产消息,逐渐走入产房目睹伴侣的分娩。但这个转变过程,并非是顺利无碍的,最多反对的声音来自于在产房里的医护人员-特别是男性医生,因为他们除了要应付产妇的分娩外,还需要额外花时间回答在产房里的另一位男性不时提出疑问与应付状况(例如过于紧张或者见血休克至今都仍时常有所闻)。

然而,随着男性陪产后的许多正面回应-特别是和伴侣情感的增温,使得男性的陪产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1990年时约有90%的男性陪产率;到了2000年估计约有96%男性参与伴侣的生产(National Childbirth Trust 2000: 49;cited in Tor 2003: 60)。

台湾的情况又是如何?

台湾女性「生产医院化」的情况也如英国一般,不过发展时间落后了好几年。在吴嘉苓的〈我妈是怎幺生下我的?母亲节的社会学提问〉中,她从帮助女性生产的产婆/助产士、生产空间、到生产措施等等环节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不同世代小孩的出世方式背后助产士的兴衰、以及产科的专业化到现在的生产医疗化过程。

台湾的「生产医院化」在1972年开始爬升,这也是第一次妇产科医生的接生人数超过助产士的分水岭。在这之前,大部分的女性由俗称的产婆或先生妈协助生产(或者是由家中有经验的女性长辈协助断脐),而男性则是在家帮忙烧开水、準备其他事物和等待。当时的风气也是视生产为女人的事情,特别是民间的习俗把产妇的经血视为是污秽的。常听到的台语「咁愿借人死,嘛毋愿借人生」则充分说明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汙名化意象。这也让过去的台湾男性止步于生产的房间外。

1960年代后医院产科兴起,女性生产的场所越来越多转移到医院的产房(这中间的转变请参见吴嘉苓的文章)。但由于医院的规定(例如感染问题),当时产妇的男性伴侣只能在产房外等待(周汎澔等 1994: 360)。后来因家庭为中心的健康服务概念的推展,男性开始参与生产;但这也只能算是陪一半,因为当时男性的陪产只局限于在待产室。

根据周汎澔等(1994: 360)在1991年到1992年间针对準父亲陪产的研究中指出,当时女性的生产已从「居家」转移到「住院」生产,男性可以在待产室陪伴待产;但是当第二产程开始,产妇必须移到生产室的产檯上时,除了当时少数几家医院採取有条件的限制外,男性通常只能在生产室外等候。

台湾男性可以进入生产室,全程参与是直到近十年才开始被推广。但根据国内助产学者郭素珍等(2006)从卫生署国民健康局提供的2004年出生通报资料中,抽样访查3447位产后妇女,进行先生陪产率的调查,发现仍只有32%的男性伴侣有陪伴生产。

然而,台北市男性的陪产率似乎比其他区域的统计高一些。这可能跟台北市卫生局早于1999年开始推动準爸爸陪产制度,从原先的6家市立医院推及到26家医院有关(林相美 2004)。根据李英伦等(2001)在1999年时针对台北市某家医院进行男性陪产的调查结果,当时男性在该医院的陪产率约为37.6%。2003年1至12月间,台北市政府针对当时25 家医院开设的309个产前教育班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準爸爸进产房的陪产率为43.9%。至2008年,在医院产房男性的陪产率为55%(刘秀琴等2010)。

近年来,更由于準爸爸的陪产被卫生单位纳入该医疗院所是否达到「亲善」的回报栏位中,我们也因此得以看到近年準父亲陪产率的统计数字(请见下图)。由目前在台北市实施「母婴亲善」的这些医院来看,男性的陪产率到今年6月底止约为82.48%。

从酒吧移进产房的陪产之路:男人们,你真的準备好了吗? 台北市实施母婴亲善医院的準爸爸陪产率(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比率是来自于目前在台北市有实施「母婴亲善」的医院的调查结果;换言之,因为城乡的差距、以及这些选择母婴亲善医院的怀孕夫妻对生产与产后照护上的要求已经自我筛选过。台湾男性整体的陪产率,势必是低于这个比率。但是从过去16年来的相关研究和调查数据,显示有越来越多台湾男性进入产房陪产。这些数据看起来陪产似乎是当代社会的趋势,但问题是,台湾的男性是否已经準备好了?

产妇生产时紧张与害怕是正常,那身旁陪产的男性呢?许多男性对于陪产亦感到相当紧张,有一些是为了展现男性气槪而硬着头皮进产房;也有些因此不进产房。在最近一份由「生产改革行动联盟」(简称「生动盟」)于到7月31日进行男性陪产经验的网路调查,决定不陪产者所持的主要理由是「担心造成日后心理与生理上的影响」,和「妻子与伴侣拒绝」;其次则是「对于生产情景的恐惧感」。「生动盟」的网路调查结果跟李英伦等(2001)的研究结果一样。对一些男性来说,进入产房前必先需要克服自身的焦虑和恐惧。

一位法国医师Michel Odent曾公开反对男性陪产,并将当代女性剖腹率上升归因于男性在产房陪产的结果(Murphy 2009))。他强调女性在生产时除了需要有一位有经验的助产士协助外,应尽量撤除其他不必要的仪器与人事物,让女性独自安静地生产。原因是女性在生产时,需要一种「催产素」(oxytocin)来协助产程的进行。Odent医师认为男性伴侣在陪产时的紧张表现会让女性无法分泌这种化学物质,因而延长了产程,而必须选择剖腹产。

然而,Odent医师只把当代高剖腹产率归咎于男性的陪产,显然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早已经有许多研究指证剖腹产的发展为现代医疗过度介入的结果。因此,将男性在陪产时的紧张情绪影响到产妇分泌催产素,做为拒绝男性进入产房的理由并不充分。问题的根源在于男性的「紧张」,而不是在于他们的「陪产」。

台湾也有医师不鼓励男性陪产,考量的原因除了男性的紧张外,还有感染问题、以及考量到未来会对伴侣失去性趣(李树人 2015)。但是根据网路上许多男性的回应,陪产并不是影响性生活最主要因素。在「生动盟」的调查中,有86.8%有陪产经验的男性们认为陪产不会影响性生活。其中,也有许多男性回答性生活和陪产是两件事情。不论是怀孕前或者生产后,影响夫妻的性生活因素有很多,尤其产后新手爸妈照顾新生儿的紧张和疲劳,以及女性在生产与哺乳后的身体变化等,都需要纳入理解。

日前也有郭姓艺人公开表示医师不鼓励陪产,理由是怕他会受不了,考量医生的建议后,他决定不陪产(林怡秀 2015)。而另一位周姓艺人则表示没有打算进产房陪产,因为怕自己的导演「职业病」发作指挥医师,会带给医生压力(田裕斌 2015)。除了医护人员的不支持,以及可能因为紧张而妨碍医生执勤外,这两位男性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生产可能是一无所知。实际上,也有许多陪产的男性在真正进入产房后,才发现生产超乎他们的认知,也因而不知所措(Li et al. 2009: 290)。

男性在产房陪产时,都在做什幺?「生动盟」的网路调查结果,回答陪产的方式差异甚大。回覆的男性最常提到的是「陪伴」产妇。有些可能是非常积极地参与各项事务;例如,一位男性在问卷中写到「所有能做的都做: 给老婆当椅子坐、放音乐、按摩、照相录影、买便当、开车、舖垫子、接小孩、剪脐带…。」。

也有不少男性描述自己在陪产时「没事做、只能发呆」「打瞌睡、滑手机」「当伴侣的人肉扶手」「手忙脚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等待、睡觉、抽菸」等等。其中一位男性以「打气、发呆、惊讶、发抖」生动地描述陪产四部曲。可以看出男性即使意愿很高,到了产房之后,若缺乏準备与引导,也可能大多处于无聊、无助与无奈的状况。对于伴侣在阵痛时可能出现与平日不同的表现,甚至让一些準爸爸「惊讶、发抖」。为什幺会这样呢?

在周汎澔等(1994)在1992-1993年间的研究中指出,当时的男性已经把生产视为是夫妻共同的事情,所以当配偶被推进产房时,在产房外等待过程有很多男性感到无助与孤立无援。即使这些男性在待产室里陪伴期间,虽然尽力扮演支持的角色,但仍有许多的不确定感。周汎澔等认为这是来自于男性配偶对于生产的一无所知。在20多年后的今天,台湾大部分的医疗院所看起来是没有将男性拒绝在产房外:但是,男性的陪产状况与对生产的认识是否有进步?

在Hsin-Tzu Li等(2009)调查台湾男性陪产经验的研究中指出,现代男性对于陪产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源于资料的不充分。例如,他们发现许多台湾男性的生产资讯和知识都还是来自产妇。英国学者Martin Johnson(2002a; 2002b)在探索男性的生产经验研究中,也指出男性的负面陪产经验,来自于对生产工作与生产知识尚未準备好的情况下进行,导致男性的挫折,这甚至会影响未来的陪产意愿。可见男性在生产前的準备相当重要。

在临床意义上,真正的陪产除了出席陪伴生产外,适时地给予产妇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安抚,扮演一个可信赖的陪产者角色,帮助产妇面对待产、生产的过程。例如,在生理上的协助,男性可以引导準妈妈身体放鬆、给予按摩、热敷与冷敷、身体清洁、改变姿势(例如:站立、走动、採直立坐姿、侧卧、跪姿、蹲姿等)、提供饮料与餐点,协助準妈妈每两小时上厕所排尿。

由于不安以及害怕,产妇在待产中有时会有焦虑的行为表现,例如失控或哭叫等。此时男性的辨识、支持及言语的鼓励非常重要。但是这些能力需要有事前的生产前準备工作,像是夫妻双方的协调与沟通(了解伴侣的需求)、足够的生产知识和陪产角色的準备,才能安抚产妇在身体上的疼痛与心理上的焦虑。若是没有这些事前认识的準备工作,陪产的角色和其被赋予的意义就无法真正的发挥。

实际上,目前台湾还没有针对生产或者产前教育提供一致性的卫教课程。在孕妇健康手册(2014年版本)里,关于生产细节,特别是针对準爸爸从产前到陪产的资讯总共也只有两页(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2014: 95-96)。台湾目前因为健保的给付以及医疗院所运作上的差异,各家医院在产检卫教资讯的提供上也不一。

听闻更多的是妈妈教室多是由厂商协办,活动和内容就真的是五花八门了。要能上到医疗院所提供充分生产细节以及专业教育课程,可能还得靠运气。台湾的生育资源在生产知识的教育、医疗院所的支持、以及男性配偶陪产课程的提供上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虽然目前在台湾并非所有的男性愿意陪产,也并非所有的医院制度和医护人员鼓励男性陪产;但是目前的一些相关措施也已经把男性的陪产纳入考量。如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性平法部分条文,陪产假由3天增加到5天(张茗喧 2014),以让男性有更充裕的时间陪产与照顾新生儿。

但是我们必须思考,当男性陪产越来越普及的同时,如何协助陪产男性处理陪产过程中可能遇见的状况,例如产妇的疼痛反应、情绪失控、分娩中的失血等,如何去支持与安抚产妇的身体与心理的变化,是产房中的男人需要进一步学习的课题。

毕竟当生产医院化与医疗化把女人从家里的眠床搬到生产室的产檯上;女性的身体成为现代医疗科技与仪器的监控客体,在充满刺鼻的消毒水、心胎音监听器和身上的束腹带、冰冷的产檯、和不时来检查产道的医护人员等组成的陌生物质符号网络中,男性伴侣的陪产是很多女性在医院里的重要支持。

这个支持不仅是情感上的,他们在产妇阵痛难耐时,身体上的碰触、按摩、协助翻转姿势和适时的转移注意力的提醒等,都可能是无可取代的支持-而这部分也是目前最需要教育的部分。因此,我们不只要问当代準备进产房的男人是否準备好了?同时也应追问:医院和生育相关的单位是否开始重视男性在产房的角色?是否了解伴侣在产房对产妇的意义?进而提供更充分的资源,让产房里的男人不再紧张与无助。

参考资料
    Johnson, M (2002a) ‘An Exploration of Men"s Experience and Role at Childbirth’, Journal of Mens Studies.11:165-182. Johnson, M (2002b) ‘The Implications of Unfulfilled Expectations and Perceived Pressure to Attend the Birth on Men’s Stress Levels Following Birth Attendance: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23: 173-182. Li, Hsin-TzuET AL., (2009) ‘A Birth Education Program for Expectant Fathers in Taiwan: Effects on Their Anxiety.’ Birth, 36(4): 289-296. National Childbirth Trust (2000) Becoming A Father. National Childbirth Trust, London, P.49. Tor, James (2003) Is There A Father in A House? : A Handbook for Health and Social Care. CRC Press. Pp.60. 李美莺、柯月铃、施美智、叶昭幸(2005),〈促进準爸爸陪产之专案改善〉,《长庚护理》 16(4):433-441。 周汎澔、余玉眉、余德慧(1994),〈準父亲初次陪伴待产及生产之经验历程〉,《护理研究》,2(4):359-370。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 (2014) 《孕妇健康手册》。 郭素珍等(2006) 「94年度促进民众健康照护品质计画—妇女接受生产实务之评估及改进」成果报告,行政院卫生署94年度补助计画。
新闻报导
    吴嘉苓「我妈是怎幺生下我的?母亲节的社会学提问」,巷仔口社会学,。 张茗喧「爸爸大确幸 陪产假5天」,中央通讯社,2014/11/21。 Murphy, Clare ‘Should dads be in the delivery room?’ BBC News. 25 November 2009. Wallis, Lucy ‘How it became almost mandatory for dads to attend the birth’ BBC News. 14th March 2013. 王雅兰「名导背后的女人 林惠嘉:我只是没扯李安后腿」,联合新闻网,2015/07/24。 林相美「準爸爸陪产常有人当场昏倒」,自由时报,。 林怡秀,「想陪产遭婉拒 医生怕郭彦均『受不了』」,联合新闻网,2015/06/08。 田裕斌,「周杰伦不进产房陪产 避免给医生压力」,中央通讯社,2015/06/09。 张茗喧「爸爸大确幸 陪产假5天」,中央通讯社,2014/11/21。 李树人,「看老婆生产 老公变蒟蒻男:有人当场晕倒 要不要进产房 医师不同调」,《联合晚报》2015-08-01,A8版/爱健康。 黄玉芳,「陪产率调查1/3老公陪妻子进产房目睹太太用力把小孩‘挤’出来 大丈夫脚软 有的老婆怕破坏形象 拒绝先生陪」,《联合晚报》,8版.身性灵,。
其他网路资料
    英国里兹大学 ‘Hiding in the pub to cutting the cord?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dbirth in Britain since the 1950s’ 计画介绍。 生动盟(2015)「父亲或準父亲陪产经验和态度意见调查」。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2004)《九十二年度台北巿卫生医療年鉴(草案)》第25页。